七、人名的审美化倾向
人名是精神文化的产品，它除了新颖、独特和简单、明确以外，还必须具有审美价值。最初，古人对此并不重视，所以，那时的人名都比较粗放、简单。从周代开始，我国人名开了一个新生面，古人取名用字不再是漫不经意、毫无顾忌，而是字字斟酌、取精用宏，那些含义美好、吉祥的字成为争相取用的热点。这时，古人已经认识到，人名不仅仅是简单的区别符号，它还是人的化身。在社会交际中，一个好名可以赢得人们的喜爱，而一个恶名则只能引起人们的厌恶。所以，从周代开始，美始终领导着命名的潮流。
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一些缺乏美感的人名也始终没有绝迹。打开史册，这类丑名、恶名几乎无代无之，例如：春秋时期的饕餮、黑臀，南朝的常丑奴，辽代的王驴粪，唐五代的郝牛屎等等
；至于小名，更是无奇不有，例如：司马相如小字犬子、桓熙小字石头、范晔小字砖儿、慕容农
小字恶奴，更有什么斑兽、秃头、龟儿、獾郎，不一而足。即使在现代社会，我国一些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仍流行着给孩子取丑名、恶名、贱名的习俗，譬如北方农村，常喜欢为孩子取一
个鄙俗不堪的乳名，如狗剩、狗蛋、臭屁、茅缸、屎娃、烂娃、二蛋、古乱儿、木犊儿、疙瘩等，在山西某些山区县，甚至直接以男女**名称入名。这种习俗来源于一种落后、愚昧的传统观念，即“贵人多恙”、“贱人易养”，以为一个俗陋不堪的名字就可以使孩子消灾弭难、富贵平安。这种迷信心理反映出人们对命运的恐惧与无奈，但也隐含着为人父母的善良愿望。动机虽然美好，结果却得不偿失。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却终生顶着一个恶名，无异于佛头煮粪，在社交中往往给人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，从而影响对他的客观评价。由于这类名字违背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，损害了名字主人的社会形象，所以不可能成为命名的主流。现在，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，这种命名现象已呈式微之势，尽管恶名、丑名、贱名尚未完全消失，但一般都封闭在小名、乳名的大仓库里，很少在社会上通行。
我国女子的人名也表现出鲜明的审美倾向，古代传说中的女性，以及先秦时期的女性，她们的名字大都有“女”字或“女”旁。例如：女娲、嫘祖、娥皇、女须、褒姒、武姜等，名字中
要突出她们的性别。进入封建社会以后，古代妇女的地位日益低下，沦为男子的附属品。她们也有自己的名字，但只局限在狭小的范围里使用，越不出家庭的藩篱。唐宋以前，在史籍中还经常出现女名，一些女作家、女诗人、女英雄的知名度也相当高，例如班昭、蔡文姬、苏蕙、谢道韫、花木兰、缇萦等。唐宋以后，社会上重男轻女的思想日趋严重，她们的名字也很少见于史册，非不得已，绝不奉告。《宋史·列女传》记载了40位烈女的事迹，却只有3位有名，其余或称某氏、或称某某妇、某某女。
封建社会的妇女几乎没有社会地位，她们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取悦于男人，所以，女人的名字大都局限在风花雪月、女德女红的小圈子里，其素材多为供人欣赏、玩弄的事物。例如：首
饰中的钗、环、钏、簪，服饰中的锦、绣、纨、绮，化妆品中的粉、香、黛、妆，女红用具中的针、线、纫、瓶，花卉中的花、草、芝、兰、菊、英、荷、梅、莲、桃、杏、柳，禽鸟中的凤、燕、雁、鹃、鸳鸯，珍玩中的珍、银、珠、玉、琼、珊，等等。此外，还喜欢选用一些色彩艳丽的字眼儿，如秀、美、彩、艳、丽、青、翠红、绿、紫、素；或具有柔和之美的景物，如云、月、霞、冰、雪、霜、雯、春、秋；这类名字也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，较之上古时期的女名更为多姿多彩，赏心悦目。但这是一种柔美，与男性名字的壮美不同。如果说男名像泼墨山水图，女名就像工笔花鸟画；男名像激昂的交响乐，女名则更像缠绵的小夜曲。
古代女性要取悦于男子，一是靠姿色容貌，二是靠德行举止。反映在女名上，表示姿色和表示女德的字，使用率非常高。表示姿色的字，如婵、娟、姣、好、媚、娇、娉、婷、嫣、妙、嫩等；表示女德的字，有贞、淑、端、庄、静、娴、贤、惠、婉等。
解放后，我国的妇女社会地位大大提高，歧视妇女的现象大大减少，但人们对女性美的看法还很难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，仍然希望女子容貌秀美、文静娴雅。在这种审美心理的支配下，当代女子的名字与古代女名并无太大的差异，特别是表示女德的字，仍是女子命名的热点。但是在不变中也有变，新时期的一些青年家长们，在给女孩子取名时已开始挣脱旧观念的束缚，使名字更具有时代感，表现出全新的审美观。
八、人名的多元化倾向
我国人名的发展趋势是由简单到复杂，由质朴到典雅，由单一用途到多种用途。这一趋势的直接动因是人口的不断增加、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社交层面的不断扩大。人口的增加要求人名的区别性更强，文化的发展导致人名的审美性更强，社交层面的扩大则促使人名的社会性更强。
中国人名的多元化，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人多名。人名有小名(乳名、昵名)、大名(学名、官名、族名)之分，有本名和别名(笔名、艺名、化名、绰号)之分，有长期用名和临时用名之分。古代人名就更复杂一些，除了正式的名以外，还有字和号；统治阶层还有自成一格的庙号和谥号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人多名的现象呢?根本原因是人名的社会作用复杂化了。人名不仅仅用来区分个体，而且用来表明亲疏和贵贱了。一人多名的现象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，
但在今天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，无论古今，指名道姓都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。不同的社交场合要使用不同的名，这已经是基本的常识。
中国人名的多元化，还表现为命名动机的多样化。最初，古人取名比较随意，只注意了人名的区别功能，动机较为单一；后来注意到人名还有纪念意义，于是取名时往往取材于孩子诞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情景和自己的感受；最后才在命名时借名寄意，寄托自己的期许、祝愿和抱负。命名动机的多样化必然推动命名技巧的发展，在形式上不断出新。在今天，人们的思想更为活跃，取名时也没有古代那么多的禁忌，能够更自由、更充分地运用个人才思，制作出一个个含义美好、悦耳动听的人名，使人名园地百花齐放，万紫千红。
九、中华人名的特性
命名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，即命名者、命名对象和命名方式。命名者是命名活动中的主体，命名的成败得失主要取决于命名者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心理状态，而个人的文化素养和心理状态又是受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制约的。所以，人名有两个最基本的属性，即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。
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，因此便有着不同的命名习惯和命名方式。我们民
族历来重视宗族、家庭、血缘关系，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，所以中国人姓名排列的顺序是姓先名后，因为姓代表着宗族、群体和血缘关系。两个同姓的中国人见面，总好说“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”，关系便一下子拉近了许多。处于汉文化圈的国家和民族，在姓名的排列顺序上也是姓先名后，例如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，这正说明汉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。与中国人强调共性、忽视个性的情况相反，西方人则是姓后名前，例如卡尔·马克思、乔治·布什、威廉·菲尔茨等，都是姓在后，名在前。这反映了西方民族对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的尊重，名代表个体观念，自然要居于姓前。
由于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，中国人重视姓氏，故有“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”之说，妇女出嫁以后仍要保留原姓；西方人则把姓看得很淡，妇女出嫁后要改姓夫姓。中国人姓氏较少，大约3000个左右，常见姓更是有限；而西方人则姓氏较多，如美国社会保险署1974年曾作过统计，美国人的姓氏共有1286556个，数量之大令人咋舌。中国人姓少名多，自然把工夫花在制名上；西方人姓多名少，取名时便显得很随便。
在人名的取法上，中国人注重名字的含义，总想通过名字寄托或表达点儿什么。例如曾普遍采用的字辈名，就反映了浓郁的宗族观念。中国人名中常用的忠、恕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
德、宽、厚、中、和、让、谦、良、善等，则是传统道德观念的体现。尤其具有中国特色的，是人名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。五行是指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阴阳五行的理论模式包括了五色、五声、五味、五脏、五情、五常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。五行之间相生、相克，相生的顺序是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即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水生木；相克的顺序是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，即水克火、火克金、金克木、木克土、土克水。从唐代开始，就有
人利用五行相生的原理命名，例如：唐人毕构，其子叫毕炕，其孙叫毕垌、毕增，其重孙叫毕
镐、毕钚、毕钅求、毕锐，四代人的名字按照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的顺序排列，井然有序。宋代朱熹家族的命名也是如此，其父朱松，其子朱在，三代人的排列顺序也是木生火、火生土。这类名字隐含着希望后代生生不已、子孙绵延的意思。后来，五行又与人的命运联系到一起，成为算命先生蛊惑人心的工具。于是，人们在命名时就要考虑命名对象是否禀赋五行，如果五行不全，就要在人名中予以补救。鲁迅写的《故乡》中，闰土因为是“闰月生的，五行缺土”，所以他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。我们平时看到许多人名用字含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的偏旁，其中有很多都是为了五行盈虚调和，用来弥补“生辰八字”的欠缺。
在人名的使用上，中外也有差异。中国人特别重视人伦关系，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伦理文化。
在社会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社会地位，都有一定的名分，不能稍加逾越。孔夫子就强调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于是，人名的使用便具有了非同小可的社会意义，它可以区分人的亲疏贵贱。所以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人多名，特别是古代，名、字、号俱全，各有各的用场。多名是为了“敬名”，敬名也就是为了敬人。另外，在正式的社交
场合决不能指名道姓，尤其对长辈和地位高的人。西方人在人名的使用上似乎也很少禁忌，呼叫比较随便，甚至对长辈也可直呼其名，如在德国，子女也可以叫父母的名字，电影《英俊少年》中即表现了这一点，父母并不以为忤。要在中国，这可算得上是大逆不道了。中国人不但不能呼叫父母的名字，子女的名字还不能与父母的名字重复，同字同音都不行。西方则不然，两代人重名的现象相当普遍，若需区别，则冠以“大”、“小”或“一世”、“二世”一类的字，例如大仲马、小仲马，威廉一世、威廉二世等。在俄罗斯人的名字中，干脆就
有父称一项，例如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全名是亚历山大·谢尔盖耶维奇·普希金，其中第二项即父称，意为谢尔盖之子，谢尔盖是其父的名字。
可见，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，我国人名独具一格，从命名立意到命名技巧，从名字的使用到名字的禁忌，都与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。一些汉学家或长住中国的外国人，他们往往给自己起一个中国式的名字，这样既照顾到了中国人的命名习惯，使人感到亲切；同时也暗示了自己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这一身份。例如《中国自然科学史》的作者李约瑟、香港第27任总督卫奕信、李立三的前苏联夫人李莎、著名翻译家戴乃迭等。
具体到我国人名，主要有以下几种特性：①专指性。
人名是区别个体的特定标志，名字一经制定并进入社交领域之后，便成为命名对象的代表符号，也就具有了明确的指称。譬如我们一提到“李白”，就会联想到他是我国唐代的一位伟大诗人；一提到“焦裕禄”，就会联想到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、县委书记的好榜样。明清时期，丫环中叫“梅香”的特别多，所以“梅香”几乎成了丫环的代称，《红楼梦》第60回，芳官在和赵姨娘吵架时说：“梅香拜把子——都是奴才罢咧!”人名的这种专指性显然是它的区别本质所决定的。
人名一般是不能共享的，人名的重复和雷同直接冲击了它的区别作用，干扰了人名在社会上的传播。名同实异，彼此不分，最容易造成交际中的混乱。为了达到区别的目的，必须附加摹状词予以限定，例如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，浙江省有两个“张玉兰”，河南省有两个“赵福林”，因此不得不注明“湖州张玉兰”、“瑞安张玉兰”和“安阳赵福林”、“焦作赵福林”。这种附加摹状词以区别同名异实者的现象，称为“渔网情景”，即必须滤掉多余的水，目标才能显现；相反，一个卓然不群的人名，其专指性被发挥到最大限度，毋需再附加摹状词加以描述，这种现象被称为“鱼叉情景”，鱼叉可以直接命中目标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99条有明文规定，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公民的姓名专用权，使人名的专指性得以充分发挥。
②简明性。
人名在形式上必须简明，只有这样，人名在进入社交领域后才更易于记忆，易于传播。我们
都有这样的体验：如果信息材料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，而且在表达形式上又很简明，我们就记得快、记得牢。人名也是如此，简明的人名容易记。名字记住了，也就更容易进行传播。
传播的范围扩大了，反过来又可以强化人们的记忆，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。
中国人的名字大概是最简明的一种人名。名字的制定和传播要以语言文字为媒体，汉语和汉字都具有简明性，中国人的命名当然也符合这一特点。汉语词汇多为单音节和双音节，中国人的名字也基本上是单名和双名，三个字以上的较为少见。所以，中国人的名字比外国人的名字要好记得多，例如：同是人名，王刚、詹姆斯·布朗、阿历克谢·康斯坦丁、诺维奇·托尔
斯泰，哪个好记呢?显然是中国人的名字。之所以如此，一是名有含义，二是形式简明。
③审美性。
人名是人的特点标志，命名是对语言文字的具体运用。表面上看，似乎无字不可入名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排斥那些含有贬义、发音含混不清、容易引起误解的字，我们在命名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。汉字有音、形、义三个要素，在命名选字时要全面予以权衡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好的名字，在字义上必须庄重、典雅；在字音上必须响亮、动听；在字形上必须繁简搭配得当，这样的名字才称得上是上乘之作。
④稳定性
一个人的名字要伴随人的一生，所以必须保持稳定。如果朝令夕改，随意更名，就会引起人名的社会传播中断，影响人们对命名对象的认定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。可见，名字的稳定性是识别的需要。
名字要保持稳定性，就必须在命名时深思熟虑，切不可草率从事。名字一经确定，就不要轻易改动。人名的本质在于它的区别性，它的寓意则是第二位的。如果取名时一味追踪社会思潮，迎合社会时尚，不仅使重名现象大量增加，而且在时过境迁之后，给名字的主人造成无穷的遗憾。
另外，命名时必须有一个长远观点。譬如现在的青年家长出于对孩子的一片爱心，喜欢在孩子的名中加“小”字，如小龙、小波、小健、小丽、小小等；或者喜欢取叠字名，如丹丹、亮亮、嘉嘉、南南等。这些名字叫起来亲昵、柔和，但只适用于儿童时代。孩子长大成人之后，再叫这类名字就有些不伦不类了。所以，从小就要给孩子取一个长期适用的名字，而将上述小称、昵称作为小名。
总之，人名的稳定性非常重要，在取名时就要格外慎重。一定要给孩子取一个新颖、独特的好名，使他们长期使用，终生受益。
⑤地域性。
人名的地域性是地域文化心理的反映。我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，风俗习惯、语言心理都不尽相同。这些差异必然要在人名上表现出来，各地区都有自己的用字热点，以女名用字而言，北京喜欢用淑、荣、玉，上海喜欢用妹、娣、宝，河南喜欢用秀、珍、英，辽宁喜欢用素、凤、兰，四川喜欢用清、琼、德，福建喜欢用亚、美、水等。沿海的人喜欢以“海”、“水”入名，山区的人则喜欢以“山”、“石”入名。北方多土，人名用字往往豁达、豪放；南方多水，人名用字大多轻巧、纤美。
由于各地区民俗、方言不同，在某一地区司空见惯的名字，在另一地区就可能犯忌。例如广东沿海一带到处都有佛祖庙、妈祖庙，亲人出海时，常要在庙里焚香祷告，乞求神灵保佑。
因此，广东人常用“妈”、“娘”等字给孩子取名。这类名字如果出现在其他地区，难免引为笑谈。
人名的地域性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但是，人名是面向全社会的，人常要带着自己的名字迁徙或流动，所以在命名时要尽量避免地域性的干扰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，在城市里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，人们的地域观念趋于淡薄，人名用字的地域性也日趋淡化。可以预见，随着人们社交领域的不断扩展，人名用字的地域性将逐渐消退。
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人名的基本特性，命名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特性。一个成功的名字，应该易于区别、易于记忆、易于传播，这是命名的基本要求。背离了这些基本要求，忽视了人名的基本特性，就会导致命名时的盲目性和随意性，从而削弱人名的社会作用。
十、分身有术，人名就是品牌
人名是社会交际的产物，没有社会交际，便也不需要人名。在小国寡民的时代，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人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，周围都是几张熟面孔，张三李四，一望便知，有了名字倒真成了累赘。后来，人的社交领域扩展了，社会活动增多了，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繁，没有个代号确实不便，于是人名便应运而生。人有了名字，就仿佛有了分身术，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，都可以用名字来代替人自身。俩人初次见面，在知道了对方“贵姓”之后往往要请教“大名”，以便于今后的交往。为了表示个人在信用和法律上的承诺，通常采用签字盖章的形式。随着人际交往的日益发展，人名的社交功能也越来越重要。
人名的社交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区分人的个体，二是进行社会传播。人有了名字，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。人名一旦进入社交领域，必然要进行传播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“隐姓埋名”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，都不可能真正做到。诸葛亮隐居南阳，躬耕陇亩，但“卧龙”的大名仍不胫而走，引得刘、关、张三顾茅庐。在现代社会，由于传播媒体的改善和传播效率的提高，一个名字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。
名字的传播效应是建立在“实”的基础之上的，无论是在命名活动中所制定的名字，或者是在社会上所传播的名字，都不是毫无意义的空洞符号，而是具有一定内涵的专名，它代表的是活生生的人。现代社会流行明星崇拜，是因为这些明星是出了名的人；他们的签名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这是名人的手迹。人名的传播效应首先取决于人名的主人，社会上有许多名人、
名家、名士、名手、名演员、名导演、名歌星、名记者、名运动员、名医、名师等，他们都是因为在某一方面有所作为，才声名鹊起，声名远播，才被称为名流。可见，名不能虚传，必须以“实”为基础。一位英国女士慕名求见钱钟书，钱先生幽默地说：“难道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，就非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吗?”而人们确实是在吃“蛋”之后才想认识这只下蛋“母鸡”的。名和实就如同蛋与鸡，传播的是名，代表的是人。在人们心目中，人与名是浑然一体，不可分割的。相传清人秦涧泉乃秦桧后人，一日与友人同游杭州岳王庙，看到秦桧跪像，不禁百感交集，挥笔写道：“人从宋后少名桧，我到坟前愧姓秦。”秦桧卖国求荣，残害忠良，是千古罪人，他的丑行竟然殃及姓名，宋以后无人以“桧”为名，就是因为“秦桧”已成为奸臣小人的代称。
那么，人名是怎样在社会上传播的呢?又有哪几种传播方式呢?下面我们就简要地介绍一下。
人名的传播既是交际活动，也是认识活动，它要求传播者对人名的主人有必要的认识和信念。名字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传递，并不断向外围扩散，每一传播环节都伴随着对命名对象的认识和再认识。人名的最佳传播模式是一个封闭圆：这是最理想的传播链。命名对象经过命名阶段取得了流通的标志，这一标志经过传播和辨识
，又不断丰富和强化人们对命名对象的认识，在实—名—实的反复过程中，知名度逐渐提高。这是一种成功的传播模式，我们称为回归传播。譬如雷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他的先进事迹使他成为名人，雷锋的名字在传播过程中，人们不断加深对他本人“毫不利己，专
门利人”精神的认识和再认识，从而使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。
此外，还有两种非回归性传播模式：一是传播中断，二是传播偏离。前者是人名本身发生了变化，导致传播障碍，例如改名。改名虽然是对名字的有机调整，但却直接干扰了对名字的辨识，有时需要花费很大气力才能接上断裂的链条。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为了达到某种目的，有人故意使传播中断。例如：鲁迅先生的笔名最多，据统计，一共有140多个，这是鲁迅先生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，有意采用的一种斗争手法。
传播偏离是命名对象发生了变化，导致辨识失误。人们是站在传播链条的另一端，未必知道名字的主人所发生的变化，从而发生传播误差，犹如名牌商品质量下降而仍然畅销一样。也有相反的情况，名字的主人并未发生变化，而是某一传播者有意歪曲，从而导致传播误差，例如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，推翻帝制，为清朝统治者所嫉恨，恶意中伤，并将他的名字写成“孙汶”，使很多人都误认为他是绿眼睛红头发的海盗。
人名的载体是语言文字，人名的传播也主要靠呼叫和书写。在现代社会，名片的使用非常广泛，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交际媒介物。名片起源于我国，西汉时的“谒”就是名片的前身，谒是写有姓名、官职、籍贯的竹木片，用来通名拜访。东汉时称为“刺”，后来又有名、门状、牒件、手本、名帖等别称，材料也由竹木片变成了纸。名片是人的“代言人”，将名片撒向社会，犹如孙悟空吹出的一撮毫毛，可以变出无数化身。名片可以代替自我介绍时的口说笔写，省时省力而且效率高。另外，有关个人的一些情况，例如种种头衔，自己说出来有失谦恭，而借助名片传达则堂而皇之。于是，名片上若不列上主人的职务、官衔，似乎就不大体面，这一心理发展到极致，就使得名片上的虚夸风越来越盛，给一些犯罪分子行骗开了方便之门。所以，名片应保持客观介绍的功能，杜绝虚夸的风气。不知大家注意没有，不管古今中外名片的形式如何变化，赫然居中的都是名片主人的名字。显然，名字始终是社会交际中要传递给对方的主要信息。
在人际交往中，人名不仅有区别个体的作用，还有区别人际关系亲疏的作用。无论古今，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，都不能直呼其名，而要代之以其他称谓。为此，古人发明了字、号。
现代人没有字、号，称呼时要用姓加职务或头衔的形式，如王老师、张主任、李经理、赵厂长等。但是，在称呼对方名字时，古今却有不同的含义。古人在任何场合，无论关系远近，都不能直呼对方的名字，直呼其名是最大的失礼。《战国策·魏策》记载了下面一则小故事：
宋人有学者，三年反而名其母。其母曰：“子学三年，反而名我者，何也？”其子曰：“吾所贤者，无过尧、舜，尧、舜名。吾所大者，无大天地，天地名。今母贤不过尧、舜，母大不过天地，是以名母也。”其母曰：“子之于学者，将尽行之乎？愿子之有以易名母也。子之于学也，将有所不行乎？愿子之且以名母为后也。”
这位宋国人，在外面学了三年，回家后却呼他母亲的名字。他母亲自然大为不满，说：“你学了三年，回来就叫我的名字，是何道理？”她儿子振振有词地解释说：“尧、舜最贤，天地最大，他们的名字能叫，那么，你的名字也能叫。”他母亲更生气了，说：“你对于所学的东西，如果想全都实行的话，希望你能有办法改变现在的无礼；如果不打算全都实行，也希望你能先在别的方面无礼，而把叫我的名字放到最后。”在封建礼制社会，平辈人之间称名已被视为无礼，呼叫长辈的名字就更是大逆不道了。难怪这位母亲如此生气，指责儿子白学了三年，连起码的礼法都不懂。
现在则不然，呼叫对方的名字不但不是无礼，反而表示一种亲密关系。同辈人之间可以以名相称，两代人之间也可以以名相称，只是晚辈称长辈、下级称上级时，要在名字后面加上称谓，例如“××先生”、“××同志”等，这种称呼在亲切中包含着尊重。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，以名来表示两个人关系亲近，心理距离小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，常常有意利用称呼来调整人际关系；也可以从别人对自己的称呼中，体会到对方对自己的态度。
相反，如果不想发展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只想保持泛泛之交，那就必须使用比较客套的称呼，而不能以名相称。客套的称呼虽然表面上表示尊重，但实际上却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如果彼此之间指名道姓，那就意味着双方在心理上处于敌对状态，关系便更恶化了一层。因为姓是代表宗族的符号，如同不可亵渎的图腾，在尊祖敬宗的中国人看来，指名道姓是极大的不敬。
人名的社交功能体现在它的传播过程当中，传播过程越顺利，传播范围越广大，人名的社交功能就发挥得越充分。一个成功的名字，有助于人们的记忆，也有利于社会的传播，所以，在取名时一定要了解命名的基本规律，掌握命名的各种技巧，切不可等闲视之。另外，人名的社交功能还体现在它的使用上，使用得好，可以为人际交往开辟通路；使用得不好，就会为人际交往设置障碍。人名代表着一个人，代表人格，代表尊严，人名的社交功能使人名成为人格权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十一、名实相副，人名就是人的标志人的名字要伴随人的一生，始终和人荣辱与共，人可以改变或抛弃它，而它却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主人。在社会交往当中，人名既代表着人的实体，也代表着人的尊严，所以，人对自己的名字便格外珍视。德国的剧作家席勒有一句名言：“我的名字将随我而结束。”实际上并非如此，他在1805年去世之后，他的大名仍同他的不朽名作《阴谋与爱情》一起广为流传。人名是人格的冠冕，人在人生失意的时候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愿告诉别人，唐代诗人卢纶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颜衰重喜归乡国，身贱多惭问姓名。”当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叶落归根的时候，却因自己的地位卑贱而感到羞愧，他想把自己的姓名深深地掩藏起来，这是多大的悲哀呵!
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，人名具有专指性，当我们一提到某个人的名字，立刻就会联想到这个人的
外貌、性情、气质、经历和事迹。正如唐代诗人李益的一联名句：“问姓惊初见，称名忆旧容。”突然碰到阔别多年的友人，竟茫然不识，自报了姓氏之后印象仍很模糊；只有一提到名字时，友人昔日的音容笑貌才在脑海里凸现出来，宛如昨日。可见，人名与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《红楼梦》第30回描写了龄官对贾蔷的一片痴情，她为了寄托对贾蔷的思恋，用金簪在地上画他的名字，“画完一个又画一个，已经画了有几千个‘蔷’”，竟使在一旁偷看的宝玉感慨系之。
人名即人，言其名可以想见其为人。譬如一提到“周恩来”，脑海中出现的并不是这三个字，而是一位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伟人；一提到“雷锋”，就会联想到那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。同样，一提到“秦桧”，就会想到南宋的那个奸臣卖国贼，“人从宋后少名桧”，人坏竟然可以殃及名字。相反，一个人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社会做出了贡献，赢得了人们的敬重，他的名字则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。海湾战争结束后，驻海湾美军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，据报载，他的名字被广泛传颂，许多美国人用他的名字为婴儿起名。
人名是人的标志，二者有密切的关系。一个成功的名字不仅可以激励自己奋斗进取，而且可以在社会交际中处于优势；相反，一个失败的名字则有损自己的社会形象，为社会交往的开展设置障碍。人名不可能完全决定人的一生，但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。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有幸福的人生和远大的前程，那就从命名开始做起吧!
